“都愣着干什么？上！”黄老虎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第二棍砸在莫老憨的后背上。然后是第三棍，第四棍。莫老憨终于倒了下去——不是跪，是侧着身子倒的，倒下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那根鱼叉，指关节白得像石头。他蜷缩在地上，血从额角淌下来流过眼睛又流进嘴角，他动了动嘴唇说了句什么——岸上的人没听清，但阿贝听清了。她爹说的不是“救命”，是“都别下来”。
她已经冲下去了。她是阿贝，她不是“莫老憨的女儿”，她是那个六岁学游泳敢从最高的石头上往湖里跳的女娃，是那个十二岁独自一人驾船穿过暴风雨的渔家姑娘，是那个跟养母学刺绣能在绣绷前一坐就是六个时辰的巧手，也是那个跟养父练拳能把码头上的野小子揍得满地找牙的愣头青。她从土坡上冲下来的样子，不像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像一只被激怒的鱼鹰——快、狠、不给自己留退路。她手里没有武器，但她经过码头边堆放渔网的地方时顺手抄起了一根竹篙，竹篙头带着铁钩，被她抡圆了劈头盖脸地砸过去，硬生生把挥第四棍的那个打手砸退了三四步。竹篙弯了，铁钩断在地上，她又抄起了半截船桨。她把船桨横在身前，挡在她爹前面，胸口剧烈起伏，满脸通红，全是汗和泪，但没有声音。她张开嘴想喊，嗓子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似的，只发出一声嘶哑的、带着胸腔共振的低吼。
“莫老哥，三天到了。合同带了吗？”黄老虎站在码头中间，今天没有穿缎面长袍，换了一身利落的短打，手里还是转着那两颗铁核桃。
阿贝被按在地上，脸贴着冰冷的石板，全身的肌肉还在往码头的方向用力，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眼泪和湖水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哪。透过模糊的视线，她看见黄老虎走到她爹面前，弯腰说了几句话，然后带着人扬长而去。那两颗铁核桃在他口袋里碰撞，发出咯咯的脆响，像什么东西被碾碎时从缝隙里挤出来的声音。
当天晚上，南塘镇下了一场雨。雨不大，但很密，打在瓦片上叮叮咚咚地响了一整夜。
莫家的小屋里挤满了人。莫老憨躺在里屋的床上，郎中已经来过了，说伤了骨头，但没有性命之忧。养母坐在床沿，攥着丈夫的手，眼睛肿得像核桃。阿贝跪在床前，头发还没干，身上的湿衣服也没换，就那么在床前跪着。她跪了多久自己也不知道，只知道窗外的雨从大到小，从小到大，反反复复了好几轮。
“爹不疼。”莫老憨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东西，塞进她手里——是那半块玉佩，用一个褪了色的红布袋子装着，贴着胸口放了很久，拿出来的时候还带着体温。“拿着。爹一直没告诉你这块玉的来历——当年在码头上捡到你的时候，它就戴在你脖子上。我跟你娘琢磨着，你多半是大户人家的孩子，家里遭了什么难才流落到这里。爹没用，没能给你好日子，也没能帮你找到亲生爹娘。这块玉你收好，往后到了外面，也许能帮你找到自己的根。爹看得出来，南塘这个塘子装不下你了。你的路在外头，比这个湖大。” ＷＷw．5Ｗx.ＯRG
阿贝握着玉佩，那块温润的玉石在她掌心里微微发烫。她低头看了看上面的纹路——半朵花的形状，只有半边，线条从切口处断开，像是被什么东西生生从中间劈开的。她从来没有仔细看过这块玉。从小到大，养母把它缝在她的贴身衣服里，说这是护身符，不要摘。她没有问过为什么，因为南塘镇的孩子从来不问为什么——他们只管吃饭、长大、干活、活下去。但今晚她忽然想问一个被压了十七年的问题了：我从哪里来？我是谁？
第二天一早，阿贝坐在灶前烧火，灶膛里的火苗一跳一跳的，把她脸上的泪痕烤干了，留下两道浅浅的白印。她烧了一锅水，给爹熬了药，给娘煮了粥。然后把灶台擦得干干净净，把水缸挑满，把院子里的柴劈好码齐，把爹的鱼网补了最后几个破洞。她把这些事一件一件地做完，每一件都做得很慢，很认真，像是要把往后很长一段时间该做的活都一次做完。然后她走进自己的小屋，从床底下拉出一个藤条箱子。箱子里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一双新布鞋、一包干粮，还有她攒了三年的全部积蓄——三块银元、一把铜板。她把玉佩重新戴回脖子上，塞进衣领里，贴着心口。然后她走到里屋，跪下来给莫老憨和养母磕了三个头。
“爹，娘，阿贝去沪上。挣了钱，寄回来给爹治伤。找到了根，回来告诉你们。”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稳，稳得不像一个十七岁的女孩，但她的眼眶是红的。不是那种嚎啕大哭的红，是那种忍了很久、忍到眼泪都倒流回心里去的红。
莫老憨没有拦她。他躺在床上，头转向墙壁，肩膀在抖，但他没有说话。养母把阿贝送到码头，一路上攥着她的手，攥得紧紧的，到了船边忽然松开，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塞进她手里——里面是六个煮鸡蛋，还烫手。阿贝上了船，柴油机突突地响起来，船头推开浑浊的湖水，岸越来越远。她站在船尾，看着养母的身影一点一点变小，最后变成码头上一个小小的黑点。她没有挥手，因为她怕一挥手眼泪就再也憋不住了。
船驶过芦苇荡。春天的芦苇刚刚冒出水面，嫩绿嫩绿的，在风里摇来摇去，像一群正在学站的孩子。阿贝坐回船舱里，把那半块玉佩从领口掏出来，放在手心里翻来覆去地看。玉的材质很好，切口很整齐，像是用一种极锋利的工具一刀切开的——不，不是一刀，是一剑。她不知道这个直觉从哪里来，但她就是觉得那道切口的纹理不像是刀具所留。渔船靠岸的时候，天边烧起了晚霞，把湖水染成一片金红。阿贝背着藤箱走下船，踏上这座她只在别人嘴里听过无数遍的大上海，耳畔似乎还回荡着养母那句用江南水乡软语重复了一遍又一遍的叮咛——去了就别回头，但别忘了回家的路。她站在十六铺码头的水泥台阶上，仰头看着那些高得快要戳破天空的洋楼，看着马路上穿梭不息的有轨电车，看着穿着旗袍和高跟鞋的女人从她身边走过，留下一阵她叫不出名字的香水味。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手上全是老茧，指甲缝里还嵌着洗不掉的鱼鳞银光。她又摸了摸脖子上的玉佩，深吸一口气，迈出了第一步。
莫老憨没有回答。他端起粥碗，像喝酒一样一仰头灌了半碗，粥顺着下巴的胡茬淌下来，滴在膝盖上那块补丁摞补丁的粗布裤子上。他把碗往桌上一顿，站起来，从门后操起那根用了十年的鱼叉。鱼叉的木柄被湖水泡得发黑，握在手里沉甸甸的，铁叉头三根尖刺并排张开，在昏暗的油灯光里闪着冷铁独有的暗光——那是阿贝见过最坚硬的沉默。
南塘镇的春天来得比别处晚。三月了，湖面上的薄冰才刚刚化尽，芦苇荡里冒出嫩绿的新芽，风从湖心吹过来的时候还带着一股凛冽的水腥气。莫老憨是南塘镇资格最老的渔民，他家三代在湖上捕鱼，从光绪年间的木桨小船到如今装了柴油机的机帆船，这片水域的每一道暗流、每一处暗礁、每一个鱼群出没的季节，他都刻在骨头里。但也正因为他在渔民中威望太高，黄老虎才非要拿他开刀——杀鸡儆猴。鸡不低头，后面的猴子就管不住。
黄老虎转铁核桃的手停了。他眯起眼睛看着莫老憨，嘴角的笑容还挂着，但笑已经不在眼睛里了。他把合同揣进怀里，点了点头，转身走了。走之前留下一句话：“莫老哥，三天后我再来。到那天，你最好想清楚。”
这场以少敌多的对峙没有持续太久。黄老虎的人被这个不要命的丫头镇住了片刻，但也只是片刻。其中一个绕到她身后一棍扫过去，阿贝闪了一下没被扫到腿，但脚下一滑从码头边缘翻进了湖里。水花四溅，她被初春冰冷的湖水瞬间吞没，但不到十秒，她的头就从十几米外的芦苇荡边上冒了出来——她的水性南塘镇没有第二个人能比。她浑身湿透地爬上岸，还要再冲，被几个渔民死死拽住了胳膊。
“够了，阿贝，够了！”拽住她的是隔壁的陈婶，声音里全是哭声，“你爹还活着，你别再上去送死了！”
黄老虎不叫黄老虎。他本名叫黄德彪，据说是太湖一带有名的地头蛇，后来攀上了沪上某位军政要员的关系，摇身一变成了“湖产商行总经理”，拿着不知从哪弄来的一纸批文，挨个找南塘镇的渔民签“统购统销”的合同——鱼按他定的价收，船按他定的价租。不签的，不许下湖；签了的，一条鱼卖的钱刨去船租，连买柴油都不够。五年前谁要是跟南塘镇的渔民说“你们以后不许在自己的湖里随便打鱼”，那个人会被当成疯子。但现在，疯的是这个世道。
莫老憨是第一个说不签的人。
“阿贝。”莫老憨睁开眼睛，声音很轻，但很清楚。他看着阿贝的目光还是那样，慈爱，温和，像一个看穿了所有苦难却依然没有被打败的人。
阿贝把耳朵凑过去。“爹，你疼不疼？”
三天后他来了。不是来签合同的。
阿贝跟她爹从家里走出去的时候，码头上已经站满了人。南塘镇的码头是一块伸进湖里的石砌平台，两边停满了渔船，船桅像冬天的枯树枝一样密密匝匝地刺向天空。黄老虎的人一字排开站在码头上，六个人，都是短打，手里拎着硬木棍，棍头缠着浸了桐油的麻绳。码头上方的土坡上还站了一排围观的渔民，男女老少都有，他们不敢下来，只能远远地看着，眼神里有愤怒、有恐惧、有犹豫。他们等着看莫老憨怎么应对——他顶住了，大家就跟上；他倒下了，大家的心气也就散了。这个道理黄老虎懂，莫老憨也懂。
莫老憨没有退。他双手握住鱼叉往上一横，叉头对着冲在最前面的打手，对方被那三根明晃晃的尖刺逼得顿了一下，但他毕竟练过——一个侧身绕到侧面，木棍带着风声砸在莫老憨的左肩上。那一棍很重，重到远在土坡上的人都听到了骨头和木头撞击的闷响。莫老憨身体一歪撞在旁边的石墩上，但他没有倒，吼了一声又挺起腰杆，一叉捅出去划破了最前面那个打手的胳膊。血溅在石板上，腥味混着湖水的腥气一起往鼻子里灌。
莫老憨没有停下脚步。他扛着鱼叉一直走到黄老虎面前三步远的地方，把鱼叉往地上一顿，石屑溅起来，打在黄老虎的裤腿上。“合同没有。我的话三天前已经说完了，今天一个字不加，一个字不减。”
黄老虎看了看地上的石屑，又看了看莫老憨手里的鱼叉，笑容终于彻底收了起来。他把铁核桃往口袋里一揣，往后退了两步，手一挥。六个打手同时举起木棍，棍头的桐油在阳光下反射出一层黏腻的光泽。
黄老虎带着六个打手上门那天，是旧历三月初九。阿贝记得这个日子，不是因为黄历上写了“忌动土、宜祭祀”，而是因为那天她爹莫老憨天没亮就爬起来，在灶台前坐了小半个时辰，盯着锅里翻滚的白粥发呆，忽然说了一句：“阿贝，今天要是出了什么事，你带着你娘往后门走。后门的船，我昨晚加了新桨。”
阿贝当时正在灶台另一边切咸菜，闻言刀顿了一下，刀刃停在砧板上，离指尖只差一张纸的厚度。她把咸菜倒进盘子里，把刀放进水槽，在围裙上擦干手指，然后转过身，声音稳得出奇：“爹，我跟你一起去。”
那天他站在码头上，背后是三十几条渔船和百十号渔民，面前是黄老虎带来的二十几个打手和一纸盖着红章的所谓合同。黄老虎穿着藏青色的缎面长袍，手里转着两颗铁核桃，笑起来的样子让阿贝想起水蛇——不是那种会立刻咬人的蛇，而是那种盘在石头上，慢慢收紧身体，等着猎物断气的那种。他说：“莫老哥，你是南塘的老人了，带个头。你签了，大家伙跟着签，省得伤和气。”莫老憨把合同接过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把那张纸折了两折，塞回黄老虎手里。
“这合同我不签。湖是南塘的湖，鱼是南塘的鱼，船是我自己的船。你那张纸上的红章，是哪个衙门盖的？拿来我看看原批。有原批，我认；没有，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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