绣娘们纷纷放下针线，有的站起来往后堂退。贝贝没动。她的绣架在靠窗的位置，离门口有些距离，她从那三个人进来的第一时间就在观察——打头那个人，脚上穿的是缎面布鞋，鞋面上沾着几滴暗色的油渍。这个人她在码头见过，别人叫他“疤头刘”。
“你们找谁？”老板娘从账台后面走出来，声音还算镇定，但贝贝注意到她的手指在围裙边上攥得发白。
“找麻烦。”疤头刘笑了一声，露出两颗金牙，“上次你们交的保护费，数目不对。”
老板娘摇了摇头，一副“我不信”的表情。贝贝也没再多解释。她低头继续绣，手指上的薄茧在缎面上轻轻摩擦，发出极细微的沙沙声。这双手在三个月前还握着船桨，现在握着绣针，动作一样稳。养母说她的手指天生就是做绣活的料——指尖圆润，指腹有力，捏得住最细的针，也拉得动最韧的线。
绣片落在地上，贝贝看见那是一块绣了一半的鸳鸯戏水——是小翠的活计，小翠绣了快半个月。小翠站在柱子后面，眼眶已经红了。
老板娘的脸色变了，但她还在撑着。“你们不能这样。我们小本生意——” ＷＷw．5Ｗx.ＯRG
话没说完，疤头刘身后的那个短打就把柜台上的一只青瓷花瓶扫到了地上。花瓶碎成七八片，里面的几枝干枯的芦苇散了一地。瓷器碎裂的声音尖锐又短促，像一根针扎破了所有人的耳朵。好几个绣娘尖叫起来，有人已经跑出了后门。
“这位老板，”她说，声音不大，语气也不冲，“规矩涨价，是涨多少？”
疤头刘把目光转到她身上，上下打量了一番。他看到的是一个穿蓝布衫子的姑娘，袖子卷到手肘，手指上有黄茧，皮肤被风吹日晒弄得有些粗糙，不像他平时见的那些娇滴滴的绣娘。“你是谁？”
“我是这里的绣娘。”
“一个绣娘，轮得到你说话？”
“绣娘也是人。”贝贝说，“我在这干活，你们摔我东家的东西，我就得问问。”
疤头刘眯起了眼睛。他往前迈了半步，想用身高和气势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压回去。但他发现这丫头纹丝不动，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这种不眨眼的人，他只见过两种——一种是吓傻了的，另一种是根本不怕的。贝贝属于后一种。
“涨一倍。”他说，“从今天开始，每个月交双份。”
“双份是多少？”
“四十块大洋。”
“太多了。”贝贝摇了摇头，语气平静得像在菜市场讨价还价，“你们要的不就是这个数——”她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银元，放在柜台上，“够不够买地上那个花瓶和那块绣片的干净费？”
疤头刘愣住了。他没想到有人会用这种方式跟他谈——不是哭穷，不是求饶，而是把价格重新定义一遍。桌上的银元在午前的阳光下泛着哑光，他盯着那块银元，脸色变了好几变。
“你耍我。”他最后说。
“我没耍你。我给你钱，你走。”贝贝说，“你要是觉得不够，我就去巡捕房。你们在十六铺那一带收保护费，巡捕房管不管我不知道，但我可以去试试。”
疤头刘的嘴角抽了一下。巡捕房这三个字像是碰到了他哪根不痛快的筋。他不是怕巡捕房，他在巡捕房有人。但这个丫头的语气太笃定了，笃定得让他有些拿不准——她是不是也有什么人？
“你姓什么？”他忽然问。
“我姓莫。”贝贝想了一下，又说，“我叫阿贝。”
这个姓在沪上不是什么普通姓。疤头刘的眼皮跳了一下，他想起几年前轰动沪上的那桩大案，想起那个被抄家的莫家，想起现在还有人偶尔提起的那块“莫家玉佩”。他又看了看贝贝，觉得她那张脸有些眼熟，又想不起在哪见过。
“好，莫小姐。”他把“莫”字咬得很重，“今天给你个面子。下个月——”
“下个月的事下个月再说。”贝贝打断他，“慢走。”
疤头刘看了她很久。最后他一摆手，身后的两个人跟着他转身走了。走到门口，他又回头看了一眼。贝贝已经蹲下来捡地上那块绣片了，她拍掉绣片上的灰，仔细检查有没有被踩坏，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帘子落下来，绣坊里安静了好几秒。老板娘一把抓住贝贝的胳膊，眼眶已经湿了。“阿贝，你怎么敢——你可吓死我了——”她的声音又颤又急，手指把贝贝的袖子攥得全是褶子。
“没事。”贝贝把绣片递给小翠，“没踩坏，就是沾了点灰，掸干净就好了。”
“他说的那个‘莫小姐’是什么意思？”老板娘忽然压低声音，“你姓莫，你跟以前那个莫家——”
“不认识。”贝贝摇了摇头，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江南姓莫的人多了去了，我家就是打鱼的。”
老板娘看着她的脸，张了张嘴，最终没有再追问。她把地上的碎瓷片扫干净，又安抚了绣娘们几句。绣坊渐渐恢复了平静，针线声重新响起来。但贝贝注意到，下午有几个绣娘看她的眼神和以前不一样了。
她没在意。她坐回绣架前，继续绣那片晨雾。
阳光从南窗移到了西窗，室内的光线从明亮变得柔和。她绣完了一座拱桥的桥洞，开始绣桥洞底下藏着的那只乌篷船。船篷要用三股不同颜色的灰线交错来绣，才能在素缎上呈现出那种“半隐在雾中”的效果。养母说过，最难的不是把东西绣得清楚，而是把东西绣得刚刚好——藏得太多就显得偷懒，露得太多就不够含蓄。这个道理她学了十五年才学会。
她正低头用针尖分着灰线的股数，忽然听见窗外传来一阵脚步声。不是行人的脚步声——脚步声是从江边往这个方向来的，踩在石板路上，起落很快，是一路小跑过来的。她抬起头，隔着窗户看见一个穿灰布短衫的少年正往绣坊跑来。少年跑得满头大汗，头发贴在额头上，一脚踏进绣坊门槛就扯着嗓子喊——
“阿贝姑娘！十六铺码头有个人说要找你！说认识你！”
绣娘们的针又停了。老板娘从账台后面探出头来，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
贝贝放下针线，站起来拍了拍衣襟上的线头。“谁找我？”
“两个外乡人。”少年喘着粗气，“一男一女，年纪不小了，说话是江南口音。男的一条腿好像不方便，撑着竹杖，刚从船上下来，在码头蹲了大半天了，见人就问‘有没有见过一个叫阿贝的姑娘’。我说这附近有个会刺绣的阿贝，他们就让我来叫你。”
贝贝往外走了一步，忽然又停住了。她的一只手不自觉地按在衣襟上，手指隔着棉布摸着玉佩。江南口音，腿脚不方便，找“阿贝”。她张了张嘴，想问那个少年更多，但喉咙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江风从敞开的窗口灌进来，吹得绣架上那块素缎的边缘翻卷起来，像一片被风吹皱的浅水。远处十六铺码头又传来一声悠长的汽笛，那是下一班渡轮靠岸的信号。她在风里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江水混着鱼腥和芦苇的气息，和她从小闻惯的一模一样。
来沪上三个月，她第一次跑得这么快。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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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末寄语
贝贝用四十块大洋的面子，换来了绣坊一时的安宁。这个敢在恶霸面前不眨眼的姑娘，却因为一句“有人找你”跑得比谁都快。命运总是在不经意间把失散的人重新推到彼此面前，而真正让人动容的，往往不是重逢的那一刻，而是奔赴重逢时那一路慌乱的心跳。
来沪上三个月，她还是不习惯这个城市的天际线。
在家的时候，天一抬头就是水。水是平的，船是矮的，岸边的芦苇比房子高。而这里，房子比树高，比山高，比什么都高。有时候她站在马路上往上看，觉得自己像一只掉进石头缝里的蚂蚁。但今天她看的不是洋楼。她看的是一艘从下游驶来的小火轮。船身是灰蓝色的，烟囱里冒着黑烟，甲板上站满了人。她的眼睛一直在那艘船上，从它出现在江面弯道的那一刻，直到它缓缓靠上十六铺码头。
“跟养母。”贝贝说。
“上个月刚交过，数目是按规矩来的，一文不少。”
“上个月是上个月的规矩，这个月是这个月的规矩。”疤头刘走到最近的一副绣架前，随手拿起上面还没完工的绣片，翻来覆去看了看，然后往地上一扔，“涨价了。”
“阿贝，看什么呢？魂都飞了。”绣坊老板娘端着一碗豆浆走过来，顺着她的目光往窗外看了一眼，“又想家了？”
“没。”贝贝收回目光，手指下意识地摸了摸衣襟里那块硬硬的东西——玉佩的轮廓隔着两层棉布也能清晰感觉到。她把玉佩往衣领里塞了塞，转过身面对绣架，深吸一口气，开始落针。
贝贝放下了针。
她站起来的时候顺手把绣架上的金线收进了口袋里——金线贵得很，被踩脏了就没法用了。她从绣架后面绕出来，走到老板娘身边，不紧不慢的，步子很稳。她的个头比疤头刘矮了半头，但她看他的时候是平视的——不是昂着头，就是很自然地、没有任何畏惧地平视。
“你养母是哪位苏绣大师的门下？”
“她不是大师。”贝贝的针停了一下，嘴角浮起一个极淡的笑，“她就是在水乡长大的普通妇人，自己琢磨出来的。”
进来的是三个人。打头那个穿着灰布长衫，脸上的横肉把眼睛挤成了两条缝，走起路来两条腿叉得很开，像一只被赶上岸的螃蟹。后面两个穿着短打，其中一个手里拎着一根短棍，另一个胳膊底下夹着一个蓝布包袱。
窗外的阳光渐渐升高，从东窗移到了南窗。绣坊里其他的绣娘陆续上工了，各自的绣架前响起了细密的针线声。这些声音叠在一起，像一场落在瓦片上的小雨。贝贝低头做了一上午的活计，脖子有些酸胀，刚仰头揉了揉后颈，忽然听见门口传来一阵喧哗。
“让开让开！叫你们老板出来！”门帘被人一把掀开，厚重的棉布帘子打在门框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
黄浦江上的汽笛声从清晨就开始响了。
贝贝站在绣坊二楼的窗边，手里捏着一根穿了金线的绣针，针尖在晨光里闪着细碎的光。她没有往绣绷上落针，只是看着窗外。江水在远处拐了一道弯，被往来的小火轮搅得浪头翻涌，浪花拍在码头石阶上，溅起一蓬蓬白色的水沫。再远一点是外滩那些洋楼，花岗岩的墙面被晨曦染成淡金色，钟楼的尖顶直直地戳进灰蓝色的天空里。
金线在素缎上游走，像一尾逆流而上的鱼。她绣的是《水乡晨雾》，用的针法是养母教的“乱针”——针脚长短不一、疏密有致，远看是一片朦胧的雾气，近看才能分辨出雾里藏着的乌篷船、拱桥和临水的吊脚楼。这幅绣品她绣了快一个月，每天从早到晚，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绣。老板娘说这幅绣品能卖个好价钱，她问的不是“能卖多少钱”，而是“够不够给爹请好大夫”。
“你这手艺是跟谁学的？”老板娘站在她身后看了一会儿，忍不住又问了一遍这个问过不下十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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